相反如果选择追随大流，泡沫没有破灭当然最好，即使破灭了最多自己也只承担有限的责任，更何况这种市场变化的责任也很难被认为是个人的责任。

为了保障真正的在商言商而这样要求国家权力履行它的职责，其政治性是不言而喻的。商业领域是新兴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的市民自治、自理有助于完善整个市民社会，也有助于提高市民普遍的自我管理能力

余永定称，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企业债务、影子银行、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跨境资本流动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所以过去这20多年来债务危机的发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债务的各个环节，各个链条，不能对任何一个方面掉以轻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非金融部门，就是公司，公司债务对GDP的比不应该超过90%，居民部门债务对GDP的比应该超过85%，公共部门债务对GDP的比85%，金融部门债务对GDP的比没有什么一致结论。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地方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是多少。这里是一些数字，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当然这不是一致的看法，有不同意见，。

过去有一个经济学家观察上有些问题，他过于关注某一种特定的债务，可能忘掉了整个经济的债务，实际上一个国家整个债务对GDP的比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各个部门的债务对GDP的比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债是非常重要的，外债也是非常重要的，债务危机的爆发没准就从一个什么环节出来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风险？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企业债务、影子银行、国际收支结构存在问题，跨境资本流动存在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当然这只是些可能性。1991年以后国务院规定所有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实行和国有企业一样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把相当于职工月工资的28%（其中企业负担20%，个人负担8%）作为养老保险费上缴到政府的养老保险基金机构统一管理。

改革以后克服过去‘绝对平均主义而形成的目前社会文化环境又不适合于搞过多的‘劫富济贫政策，以免依赖政府的‘懒汉思潮死灰复燃。由于退休时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不同，单纯地统一各类养老保险制度的替代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辛勤努力，刚攒下一点家底，和发达国家相比还不知相差多少倍。而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则完全用自己上交的养老保险费的积累额加上微薄的利息收入组成，把积累下来的总额除以139后按月发放。

比如有不少人羡慕目前发达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囫囵吞枣地要把它抄回来主张照搬。有句西方寓言，‘富人可以抽雪茄，但抽雪茄不一定成为富人。

对企业提供20%养老保险费的职工养老金制度相比，城镇的无业居民以及享受不到‘五险一金待遇的农民工和小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程度更为低下。‘福利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劫富济贫性质，强调国民的平等权利。所以60岁退休的人如果活到71.5岁，收到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则和自己在银行储蓄的基本一样，如果寿命越长，则比自己储蓄上算，反之亦然。去年报道有一个黑龙江的农民参加‘老农保后领取的养老金只有每月三毛钱，可见当时农民交的血汗钱几乎被物价上涨全部侵蚀掉，不知道当时推行‘老农保政策的人有谁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几十年后平均工资水平和今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有关。中国立志要做一个公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还拥有巨大的国有资产，按理讲政府用国有资产收益为国民（尤其是最贫穷的人群）提供帮助，尤其是为解决最贫穷人群的养老问题有所作为，这是没有疑问的。故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不是‘双轨制，而是‘四轨制了。去年报道的所谓社保基金‘18万亿元亏空的数据，是在目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有限的人群为对象计算出来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农村的农民和其他没有加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群的养老保险所需要的资金规模。

此外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同情弱者的同时不会轻易产生懒汉的传统。而我国人均资源远远不及那些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还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尤其是我国强制实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速度堪称世界第一。我也不反对我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

所以不顾我国国情，一味地羡慕和模仿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有可能‘未富先骄，‘只劫富而不能济贫，容易陷入‘福利国家陷阱。按规定政府补贴的基础养老金目前只有每月55元（可能有的地方政府再补一点），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和企业职工一样，在负利率时代里只能给政府或银行做‘贡献了。可是前一届政府却‘未富先骄，在极不平等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内却大力推行养老保险的‘全方位覆盖，殊不知覆盖越广，将来的政府负担就会越沉重。不要急于搞‘锦上添花，要多考虑‘雪中送炭，把有限的财力用在最容易提升最贫穷阶层的生活水平（包括养老）的地方上。90年代以后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主要改变过去国有企业承担退休职工养老的做法，改为采用强制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后由政府统一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方式。此外，由于退休金的替代率达到退休时基本工资的80%以上，所以在退休以前完全不用担心物价上涨，因为工资和将来的退休金都自然随着物价上涨自动调整，而不像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样，存在已经上交的保险费基金在负利率环境下逐步贬值的问题。

那些国家又经过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已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已有能力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的生活水平。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只是消费（甚至是浪费）企业和个人创造的价值的机构。

那些主张取消公务员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之间的不平等的人可曾想过对大多数农民来讲取得‘五险一金待遇，加入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更不用说当一个一辈子吃‘皇粮的公务员了。有些人根据测算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即和退休前工资的比率）达到45%，不知道他有何等神力能够预测出今后几十年的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出台，无疑也释放了新一届政府加大防腐力度、加强处罚行贿行为的强烈信号。在美英等国，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都有专门针对海外商业贿赂的法律。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在各种场合都高调宣布加大反腐力度，其中最著名的言辞就是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2000年小布什上台后，加强了这一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根据中国公安部指控，为提升销量和利润，GSK中国公司自2007年以来利用旅行社和咨询公司大量套现，向中国医生和官员进行金钱和性贿赂。然而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对卫生管理官员受贿行为作出严厉的处罚，而对于行贿的药企却或多或少采用的是容忍的态度。

当局希望通过打击GSK等药企的行贿行为，发现和惩罚受贿者，并对其他外资企业在华的行贿活动和潜在的受贿者构成威慑，使企业惧于行贿，官员不敢受贿，这对遏制中国的贿赂现象无疑是有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多年以来，究竟多少好处费算是行贿一直困扰着办案机关，由于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很多可以认定为行贿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罚。

而该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立案最低标准，即：只要是向国家工作人员送的好处费超过1万元，这些不法企业以及直接责任人就有可能被办案机关以涉嫌行贿罪立案调查。近段时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公司涉嫌贿赂门被中国警方高调调查一事，引起中外媒体广泛关注。

四名公司中国高管因此被拘留协助调查。不过，要真正实现对腐败的遏制和惩戒，中国当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不分行业、不分内资外资的平等对待，完善举证调查机制，执法的透明规范，最根本的，还是要检讨制度源头，如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医生收入过低、权力寻租、普遍的贿赂文化等，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政府打击在华外企的行贿行为能够起到打击国内腐败现象的作用，将是最大的利好。

在这些结构复杂的行政管理过程当中，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员利用各种机会捞取好处费。而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恰恰为中国政府调查葛兰素史克（中国）涉嫌的行贿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西门子还向美国司法部支付了4.5亿美元的刑事罚金。进入专题： 葛兰素史克 。

该解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按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凡是有过在中国就医经验的人都知道，医生在给病人开药的时候会经常用各种手段极力推荐所谓进口药，其实药物构成相同的国产药的价格也许不及所谓的进口药的四分之一，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国内药企诚信度缺失等现状，通过穿着白大褂、掌握着病人生杀大权的中国医生推销他们的产品，无疑推高了整个医药行业的费用，使得病人对高企的药费不堪重负，这也成为了近几年中国人最为诟病的重灾区之一。

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明确规定，禁止为了获得或维持业务而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向任何海外政府官员行贿或提供有价值的物品，禁止提出或承诺支付贿赂。但中国政府的应如此不积极，以至于美国司法部多次呼吁中国对口部门加强交流和合作。

特别是美国，早在1977年就颁布实施了《反海外腐败法》，1998年对该法修正后，将司法管辖范畴从美国公民扩展到外国公民。英国则在2010年通过了新的《反贿赂法》(UK Bribery Act)，同样将打击商业腐败的利剑从国内引伸到了海外。